大清同治九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在天津三岔河口的望海楼一带，近万多天津门百姓聚集在一起，把海河边上的法国天主教堂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群情激愤，誓言要把里面的洋和尚碎尸万段。

　　因为在不久之前，整个天津卫流传着这样事情，“洋人教堂诱拐小孩之后，在教堂挖眼剖心做药丸，意图长生不老”，随着口口相传，各种说法越说越离奇，而就在三天前的五月二十日，天津县衙门抓获了一名拐卖孩子的人贩子，据此人交代，他是受了望海楼天主教堂王三的指示，专门去诱拐孩子卖给教堂的，抓一个就给他五两银子。

　　老百姓本来对“洋教”占地建教堂很反感，居然发生如此恶劣的事情，简直让天津各界群情激愤，于是公推几名士绅代表向官府施压，要求彻查望海楼天主堂并解救小孩。可问题就在于，此时的大清已经“融入国际社会”，处事一定要符合“国际惯例”。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府对此事根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管理。当然他不相信此事。

　　于是一级推一级，最终此事直接报告给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他是满洲镶黄旗人，典型的官二代，河道总督完颜麟庆次子，刑部尚书完颜崇实的弟弟，崇厚是天津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而崇厚的顶头上司是新任直隶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此时曾国藩已经请病假在家休息一个多月了。在没有可以推卸的情况下，崇厚只能去找找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意思就是，由丰大业陪同，自己带人去教堂搜查。

　　这一合理建议被丰大业断然拒绝，并明确说，法兰西教堂大清衙门无权调查。现在是法国外交官不许调查，而天津卫又是群情汹汹，崇厚一个脑袋两头大，最后在崇厚一再要求字阿，丰大业只好同意在在五月二十三日这天，由他带上几个官员到望海楼教堂，走个形式，然后以“未见实据”为由，把这事儿糊弄过去算了，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崇厚等人刚进教堂大门，丰大业就闻讯赶来了，对着崇厚就问候了他的父母。崇厚在这种情形下，连大门都没进就带人走了。崇厚如此软弱，引发了围观群众的强烈不满：“官府太怂！洋人太狂”！

　　而此时的丰大业愈发猖狂，面对围观群众的指责，恼羞成怒之下，居然开枪射杀了一名骂他的百姓。这下无疑彻底地激化了矛盾，于是大家一拥而上，当场把丰大业活活打死。随后一不做二不休，本着法不责众的心理，老百姓一起冲进教堂杀了法国神父，一把火烧了教堂，冲进法国修女院，杀光修女，烧了修女院。群情激愤之下，这些人又把天津卫的英美教堂也给烧了。短短一天之内，总计6所教堂被烧毁，法国领事馆也被付之一炬。共21名洋人被杀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火烧望海楼，又称“天津教案”。

　　第二天，消息传到北京。法美俄等国驻华公使向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提出严厉谴责和抗议，并为此各国又调来18艘兵舰，陈兵大沽口，要求满清政府赔礼道歉，赔偿相应的损失，严惩凶手，不然我们就给你个说法！

　　此时大清实际当家人是慈禧与慈安，于是二人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下谕旨给在家养病的曾国藩，立马去天津处理此事。应该说，此事曾国藩并不愿意接手，事情本身自己不占理，再者外交事务不是自己的长项，现在外界压力很大，朝中“清流”反对接受洋人们的要求；而两宫的底线是不可真挑起战端，天津民情汹汹，谁敢治百姓的罪谁就是“汉奸”！可以说，无论曾国藩如何正确地处理都很难让各方满意。

　　也许预料到了未来的麻烦，59岁的曾国藩在写给长子曾纪泽写了封信，颇像遗嘱：“此去天津，万一处理不好，我或死于洋人，或死于国法，或死于百姓，你们别声张，扶着我棺材回湖南老家安葬就好”！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虽然接受的正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却并不保守，此时他的长子正在学习英语与法语。

　　六月初十，曾国藩刚到天津地面，绅民代表拦住曾国藩，并递上“万民折”，内容大概就是：认定洋人教堂“诱拐幼儿、剖心挖眼”；火烧教堂的时候，所有百姓从教堂里救出了好多孩子呢，法国外交官公然当街拔枪伤人，出于自卫才将法国外交官意外殴打致死，现在就希望总督秉公办案”。

　　在此后的时间里，曾国藩派人进行了最详细的调查，基本上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向军机处进行了汇报，其基本的态度是：和平解决，根本就没有发生吃小孩的事情。虽然“诱拐幼儿、剖心挖眼”是假的，但丰大业当街拔枪伤人却是事实。

　　曾国藩虽然在奏折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却刻意避开了这件事的定性问题。因为他很清楚，这事没法深究，深究下去就没完了，显然，曾国藩在刻意淡化事实真相，很明显，曾国藩的意思就是洋人船坚炮利，大清不是对手，那就只能牺牲老百姓了。

　　六月二十二日，法国公使罗淑雅跑到天津向曾国藩提出无理的要求，要求曾国藩以“管制不力”的罪名立刻将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以及直隶提督全部处决，向法国“谢罪”。这一要求被曾国藩当场拒绝，原因是这三位官员与教堂案件无关。

　　罗淑雅态度十分强硬：不惩处这三人，法兰西的军舰会让你们听话的。在军事威胁之下，曾国藩向朝廷建议，先把三人撤职，交刑部议处，堵洋人的嘴，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就是缉拿打死丰大业“真凶”。但此事属于群殴，到哪儿去抓，抓谁？

　　于是，曾国藩只能下令，凡是和五月二十三日的事儿沾点儿瓜葛的，或者家里有来历不明的洋玩意儿的，一律拘捕就这样，从七月十五到八月初四，短短二十天，天津官府就捉拿了八十多人归案，至于说是真是假也就不得而知了。

　　问题在于，这次洋人这次死了21个，出于对等。大清至少也得砍21个案犯的脑袋，一命偿一命，洋人才挑不出理来。可抓来的这些人都是趁乱盗抢教堂财物的小，够不到杀头的。所以还得继续抓人，时间还得快。但没那么多人，情急之下，天津知府衙门想出了“”奇妙”的办法，就是“买”罪犯！

　　当时的大清，满大街都是活不下去的穷人，只要给他们一笔不算少的银子，自然会有人愿意拿命换钱留给亲人。知府衙门给出的条件是，凡是“投案自首”的罪犯每人200两银子。童叟无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按当时的物价，这笔钱足够买上十来亩地，拿一条烂命换全家人日后的温饱，值啊！就这样，短短5天工夫，21个“罪犯”就“买”齐了。他们到案之后，一不用打，二不用审，自己都麻溜儿的签字画押，认罪伏法。

　　其实，曾国藩岂能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但他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总有人把锅背了，对洋人有个交代就行。既然如此，那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吧！于是，曾国藩提出将这21名“首犯”全部处斩，另将“从犯”25人判处充军流放。虽然曾国藩已经意识此事必然引发非议乃至谴责，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反应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

　　“清流”们纷纷上折，弹劾曾国藩“残民”、“专以取悦洋夷为要”，甚至提出“请杀曾国藩以谢国人”。湖南的士子们听说此事之后，把老曾题写的“湖南会馆”的牌子都给摘下来烧了。一生挚友左宗棠当即与曾国藩断交。曾国藩大半生积累起来的声望一夜之间就算全毁了！恰在此时，于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于是慈禧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另调湖广总督李鸿章接替直隶总督的位子。

　　八月底，海外消息传来，八月初六的时候，法国大军在色当和普鲁士大军展开决战，法军惨败，12万大军全军覆没。拿破仑三世都当了俘虏。可以说，只要大清再拖延半个月，事情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情况，。只能说此时的大清在情报上的缺乏，没有国际观。

　　九月二十五日，是处决教案“首犯”的日子。除去五名涉及杀害俄国人的“首犯”被俄方要求暂缓行刑外，其余十六人押往天津西门外刑场行刑。十六名“首犯”没有坐囚车，而是自己步行去刑场，一路上谈笑自若。万人空巷，不断有人敬酒献菜，叫好声不绝。

　　而慈禧之所以让曾国藩处理此事就为了打压曾国藩的威望，要知道自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的声誉日隆，大清八大总督出身湘军就占了五个，两江几乎成了湘军的自留地，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必然要对曾国藩下手，而“天津教案”简直就是最好的由头，而经此事之后，曾国藩彻底就臭大街了，两年之后就郁郁而终。慈禧的目的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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